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转: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  

2014-11-10 08:41:33|  分类: 默认分类 |  标签: |举报 |字号 订阅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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—— 中国官本位形成的社会根源

廖保平 1030 10:40

 

在春秋战国那个混战的时代,应付战争是一切诸侯国政治运转的核心,天大地大莫如生死存亡事大。换言之,国君必须有能力将人民像螺丝钉一样严密组织起来,装到战争机器上面,使战争机器高效运转,才能完成称霸或自保的现实紧迫任务。

这部战争机器运转主要靠什么?靠农战,靠耕田和打仗,只有强大的农业才能支持不断扩大的战争,只有强大的战争能力才能称霸天下。秦国要负担100万的军队,要实现差不多五个人养一个兵的极限目标,国君必然要控制人民,将他们驱赶到农场和战场上去。

这就涉及人民愿不愿意做螺丝钉,听不听从国君指挥的问题,即国君能不能、如何驾驭人民为之服务的问题。毕竟,人性决定了人民好逸恶劳,乐生恶死。但国君要争霸要自保,必须要驱使人民辛苦劳作、冒死作战。国君所喜,恰为人民所恶,国君与人民各坐跷跷板一端:国君上去了,人民就下来;人民上去了,国君就下去。国君与人民形成了一种民弱国强,民强国弱(《商君书?弱民》)的对立紧张关系。

驭民在商鞅眼里等同于制民:昔之能制天下者,必先制其民者也;能先胜敌者,必先胜其民者也。(《商君书?弱民》)国君想在战场上搞定敌人,先要在国内搞定人民,搞定人民才能搞定敌人。这颇有点攘外必先安内的意思——内部都搞不定,哪里有能力搞定外部,不被敌人吞并已算万幸。所以,民胜其政,国弱;政胜其民,兵强。(《商君书?说民》)要是君之治不胜其臣、官之治不胜其民,此谓六虱胜其政也。(《商君书?靳令》)即国君搞不定官吏,官吏搞不定人民,这叫做六种虱子把政府搞垮了。

确实,如果人民强大,国君弱小,国君就很难驾驭人民。譬如说人民很富有,哪怕有军功爵诱惑,也不如穷光蛋那样积极参军参战,因为富有,就不愿意靠卖命赚钱;要是人民很强大,他们就不听政令,因为他们有力量抵制国君的威压。故民大富,则不可以禄使也;大强,则不可以罚威也。(桑弘羊语,出自《盐铁论》)反之,则非常容易。那么,国君要制民,要想使人民听命,必然要弱民,既不让其富有,也不让其强大,使其乖乖就范。所以,对于国君来说,根本一条是,有道之国,务在弱民(《商君书?弱民》),治理有方的国家一定要使人民处于弱势,压抑民众的欲求、智能、意愿、权利。这套滥觞于法家的弱民理论,一直被后世国君奉为治国的葵花宝典,修炼于心。

弱民容易引发民众反抗,弱民是一项很强的技术活,要做到既弱民、又不引起民众的暴力反抗,委实让统治者煞费苦心。而法家商鞅在这方面既有丰富的理论,又有成功的实践。

(商鞅舌战)

一、以愚民达到弱民

知识就是力量,读书使人长知识,等于掌握知识权力,有了权力就不好控制,不能想要他干嘛就干嘛。商鞅深谙此理,认为要想弱民,先需愚民,要想愚民,则民不贵学问,让老百姓目不识丁,自然会把官方当作学识权威来依赖,不加(能)思考予以执行。反之,开而不塞,则短长;长而不攻,则有奸(《商君书·壹言》),翻译过来是:治国,如果开导人民的知识,而不加以堵塞,人民的知识就增长。人民的知识增长,而不去攻打敌国,就产生奸邪。(高享《商君书注译》,中华书局197411月版)民众的智、愚直接影响民众对战争的投入,进而影响战争的成败,在一切为了战争,战争为了一切的非常时期,国君必然采取有利于战争、有利于统治的愚民政策。

在商鞅看来,愚农不知,不好学问,则务疾农(《商君书·垦令》),人民愚昧无知,农静诛愚,不推崇学识,就会一心一意耕田种地。反过来,属于农,则朴;朴,则畏令。(《商君书·算地》)人民一心一意耕田种地,无暇顾及学识,就会愚昧起来,就会畏惧法令。人民畏惧法令,国君驭民的目的就达到了:平时安于务农,战时积极充当炮灰。故曰:圣人知治国之要,故令民归心于农。归心于农,则民朴而可正也。(《商君书·农战》)如此,商鞅就将愚民政策和重农政策、先军政策整合成有机的一体,既弱了民,又壮大了国家机器。

二、以析民达到弱民

商鞅在秦国推行分户析居的政策:民有二男以上不分异者,倍其赋(《史记·商君列传》),规定一个家庭有两个或者两个以上的儿子,成年后,必须分财别居,自立门户,各自耕种生产,否则要加倍征收其赋税。然后,进行严格的户口登记,将人口一一登记造册,凡国家治术所掌握的每一个人口的一切状况、家庭关系等等,尽在户口一簿之中。因之,政府只要一簿在手,便可统理庶政。(张金光《秦制研究》,上海古籍出版社2004版)

将宗法家族分析为以家庭为单位的一家一户,并进行严格的户籍登记管理,固然是使帝国的赋税、徭役、兵役政策落到实处,增加财政收入。其实也是通过强制解散大家庭,削弱家庭、家族力量达到弱民的目的。

这种将人民离析为原子化存在的弱民法,欧洲也曾用过,欧洲教会最早从公元4世纪开始就反对家族内通婚,这一政策部分是担心近亲结婚极有可能造成后代的基因缺陷,不过还有别的目的。贵族在亲戚之间通婚为的是把财产保持在家族之内,教会则担心这样会使王室的势力越来越大,对教会权力构成威胁。(吴钩《隐权力》,云南人民出版社 20102月版)

三、以锢民达到弱民

读万卷书,还要行万里路,外面的世界很精彩,到处走走看看,可以增长见识,增加信息源,可以货比三家,发现别人的优处,知晓自己的不足。民众自由迁徙,还可以适彼乐土,哪个诸侯国好就去哪个诸侯国定居。可是,个人可以根据自己的喜好自由迁徙、择国而居的话,譬如齐国有文化底蕴,我想去齐国定居,楚国有风情,我想安家于楚,就会有人口的流进与流出,要是因为秦国不宜居,造成大量人口流失,势必损害国家的实力,这是秦国国君最不愿意看到的。

商鞅针对性地提出,使民无得擅徙,则诛愚。乱农之民无所于食而必农。(《商君书·垦令》)译过来是讲,禁止民众自由迁徙,他们就会愚昧无知,那些不安分的到处迁徙,扰乱农事的人就会失去混饭吃的地方,只好老老实实种地。这很好理解,民众不得擅徙,将其禁锢在一隅之内,就不能接受外面的信息,其他国家是什么样子,不能眼见为实,没有比较,只能听官家说了算,说是红的就是红的,说是黑的就是黑的,说我们最亚克西,就相信我们最亚克西,于是安于现状,支持现统治,就达到了商鞅所说的目的:无外交,则国安而不殆(《商君书·垦令》),民众没有机会与外国人交往,国家就非常安全了。这有点像现在的朝鲜,不让人民逃北逃北者被抓到要处以严厉的惩罚,无非是愚民,让人民觉得自己生活在世界上最幸福的国度。

四、以辱民达到弱民

辱民就是侮辱人民,使人民人格低下卑贱。一个人在人格上低下卑贱,在精神上抬不起头,就不是有力量的人,是精神的弱者。譬如被压制的、打入另籍的商人,列入四民之末,他们虽然有钱,却没有社会地位,没有社会好评,仍然被人瞧不起,并没有与其物质相匹配的精神骄傲,仍然是弱民。

商鞅辱民的理由是,民有私荣,则贱列卑官(《商君书·弱民》)。民众倘若有了他们内心的尊严和荣誉,就会轻视爵位,鄙视官吏。辱则贵爵,弱则尊官(同上),民众只有处于卑贱之中,才会看重显赫的官职爵位。必须将民众高傲的头颅摁下去,极尽污辱之能事,就像刘邦拿儒生的帽子当夜壶来撒。侮辱老百姓,让民众毫无尊严可言,从而尊崇权贵,敬畏皇家,官家皇家稍微尊重一下他们,给点小恩小惠,就会感恩戴德,谢主龙恩,无尚荣耀。

怎么辱民呢?商鞅认为重要的一条,就是治民羞辱以刑,用残酷的刑法来羞辱人民,让他们知道何为真正的羞耻,什么是真正的荣耀。商鞅主张法律平等,主张肉刑,无论贵族还是平民,犯了法动辄斩人肢体,凿其肌肤,不是割鼻子,就是脸上刺字,再不就是把人宫(宫刑)了,不但行刑非常恐怖,更重要的是进行身体和人格的羞辱,让人卑贱得抬不起头来。

聂作平先生认为,辱民的实质,就是国家通过各种法令和措施,使民众永远生活在卑贱和猥琐的阴影里。在这种卑贱猥琐的生活中,民众就会对官爵和权力产生异乎寻常的渴盼与崇拜。这样,当国家用官职和爵位作为对民众的奖赏,要求民众为了所谓国家利益挺身而出时,民众就会像一条条饿极了的狗看见肉骨头一样。(聂作平《秦国是怎样崛起的?——重读商鞅变法》,载《历史学家茶座》2011年第一辑)这样一来,尊崇官职的官本位社会心理就慢慢培育根植下来。

五、以贫民达到弱民

人穷志短,马瘦毛长,人穷了,腰杆挺不起来,难以有独立意志,别人稍施恩惠,就容易依附上去。相反,富则轻赏(《商君书·弱民》),老百姓富裕就不在意为国家服务的赏赐。所以商鞅说,力富则淫,淫则有虱。民富而不用(《商君书·弱民》),意思是,人民致富了就会放纵,放纵就会产生如虱虮一样的弊端,不易役使。商鞅明确地告诉国君,民富对国君来说绝不是一件好事,就像人身上长虱子一样,必须通过限制自由经济,使人民保持贫穷。

如何才能实现经济上的弱民呢?总的策略是国富而贫治,曰重富,重富者强;国贫而富治,曰重贫,重贫者弱(《商君书·去强》)。国家富裕,而用让人民贫穷的办法来治理,这是富上加富,富上加富的国家就强大;国家贫穷,而用让人民富裕的办法来治理,这是穷上加穷,穷上加穷的国家就弱小。具体的办法,我们在前面章节都有论述:一个是将土地、山泽、盐铁等收归国有,实行国家专卖,做大做强国有经济,这样与民争利,国家得利多,人民得利少,则国强民弱;另一个是打击民间资本,通过掉尾术和耗财术削弱民间财力,民间无经济无实力,就弱势。

六、用奸民达到弱民。

商鞅在弱民的论述中,有一种奇谈怪论,即以奸驭良——用奸民来统治良民,搞流氓统治术:以良民治,必乱至削;以奸民浥,必治至强(《商君书·说民》);国以善民治奸民者,必乱,至削;国以奸民治善民者,必治,至强。(《商君书·去强》)不是以良民来管理流氓恶棍,而是以流氓恶棍来管理良民,这种看似不可理喻的做法,却是专制集权、控制民众有效的办法。

首先,按李禹阶先生的说法,这里的善民是指效法三代以来家族伦理,践行儒家仁、礼之说,顾全道义,注重家族、宗族私情,并不愿为自身利益揭发、出卖他人的民众。这些人是不能作为国家依靠的对象,不能倡扬其行的,他们本质上是损害了国家与君主利益的。而所说奸民,则是指不顾宗法情谊、社会道德,在执行国家颁布的连坐互罪制度中,为了获取重赏、官爵,而不惜出卖、告发他人甚至亲属,以期获利的不孝不悌不仁不义之人。(李禹阶《<商君书>以奸民治善民论探析》,载《重庆师范大学学报》2006年第2期》)

再有一点,就是政作民之所恶,民弱;政作民之所乐,民强。民弱国强,民强国弱。(《商君书·弱民》)即国君(国家)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所憎恶的,人民就弱;国家制定的政策法令是人民喜好的,人民就强。人民弱了,国家就强;人民强了,国家就弱。为了强国弱民,国君(国家)必然视民如寇仇,制定政策法令不是顺着人民的喜好来,而要逆着人的喜好出,具有强烈的反人民性。

这样就很好理解商鞅的良苦用心了。既然善民是讲仁义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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